台灣佛教與藏密傳承的歷史脈絡與發展

談藏密，必須理解其並非西藏唯一的信仰體系。西藏除了佛教之外，尚有苯教，以及接近薩滿系統的信仰形態。這些系統彼此錯綜複雜，在不同區域展現出宗教的多元性。即便是今日，在西藏仍可見極少數信仰基督教的族群，特別是年輕人或海外背景者，儘管比例不高，卻反映了西藏社會的信仰流變與多樣性。

密教，即使在藏傳佛教之中，也並非所有人都學，甚至不是所有寺院都具備密續系統。西藏有許多專修顯教的寺院，亦有主修密法的。密教有其系統，涉及灌頂、修持、成就的完整脈絡，不是僅憑口傳即可掌握。這也使得密教在傳入台灣時，必須面對在地佛教基礎與制度的挑戰。

台灣佛教的早期背景以庵堂文化為主。庵堂，俗稱「菜堂」，是由女性出家人主持的宗教空間。這些庵堂雖然不屬於完整的大乘體系，亦非小乘律宗傳承，但其中仍保有一定程度的修持內容，甚至流傳著部分密法。例如準提法、穢跡金剛、尊勝佛母、摩利支天與明王法等，這些獨部密法在台灣各地皆有傳承，尤其在彰化溪州與高雄的大超峰寺等地仍可見其痕跡。

在光復初期的政治氛圍中，特殊能力者遭受嚴格監控與打壓。無論是具神通者，或是練武之人，都曾面臨嚴重的限制。例如南部某位習輕功的師父，能不屈膝而登三層樓，卻因被視為潛在威脅而終身遭監控。政府甚至抄收許多密法資料與經典，僧人與居士受到牽連，使許多原本保有法脈的寺院失去儀軌與教義傳承。

台灣真正開放藏傳佛教的時間點，約莫在民國六十年代末。當時蔣經國健康狀況不佳，透過蒙藏委員會與部分居士如王春秋、屈映光等的協助，請來了第十六世噶瑪巴。噶瑪巴在澎湖閉關修法，法成之後吐血，並將草藥交由侍者，囑咐其轉交予蔣經國。服藥之後，蔣氏痊癒，雙方亦達成協議，開放藏傳佛教在台傳播。

自此，藏傳密教開始進入台灣。首先是噶舉派，來台的有創古仁波切、卡盧仁波切、夏瑪巴、錫度仁波切、蔣貢康楚仁波切等。隨後是寧瑪派的敦珠傳承，薩迦與格魯也陸續進入。初期這些喇嘛多來自印度、尼泊爾、不丹、錫金的藏人社區，來台弘法須經蒙藏委員會與內政部報備，並申請居留與弘法許可。當時法令尚未完善，經歷幾度修正後才逐漸開放。

藏密在台的黃金時期，大約為民國78年至95年間。法會、灌頂、儀軌傳授盛行，道場林立。大量製作法本、唐卡、甘露丸、擦擦等，形成一條完整的密法文化產業鏈。不少由在家人發起的道場快速擴張，如張振東等人將一貫道式的組織管理引入密教，結合竹巴噶舉，創造出台灣本地化的藏密實踐模式。

然而，在發展過程中也出現儀軌過度簡化的問題。原本一套修法須具備皈依、發心、本尊修持、供養、迴向等，最終被濃縮為四頁簡本，僅含皈依、四無量心、本尊贊與迴向。儘管方便普及，卻造成密法修持的空洞化與斷裂。

台灣亦存在非藏系的密法傳承，稱為「漢密」或「梵密」。這些法脈多源於北魏時期自印度傳入，如萬佛寺與白雲禪寺體系。其傳承並不依賴藏傳師資，咒語、儀軌與實修方式皆有獨特系統，但因未形成系統化傳播，在台灣流通有限。

苯教的轉變亦值得關注。原本苯教咒語多以「梭」字為首，區別於佛教咒語的「嗡」，然近代已逐漸佛教化，連儀軌格式也近似，難以分辨。例如某些市售之「四加行儀軌圖解」書籍，其封面與內容幾乎與佛教無異，反映苯教為求傳承延續而進行的形式調整。

此外，北印的拉達克地區保存了大量早期佛教與苯教遺產。該地交通不便，卻成為宗教文物的避風港。據傳，耶穌曾在此地修行。現今仍保存許多原始經典與舍利。曾有台灣宗教團體（如格魯巴佛學會）舉辦舍利展，部分展品即源自拉達克。雖展品真偽不一，但該地重要性已獲聯合國與學術界重視。

回顧整體脈絡，藏密在台灣能夠發展，除依靠個別高僧的弘法外，更仰賴特定歷史因緣與政治開放。例如噶瑪巴與蔣經國的交會，便成為密教入台的關鍵事件。台灣佛教從庵堂文化走向藏密弘傳，是歷史、政治、文化與宗教交織的結果。藏密的發展曾臻高峰，如今則進入轉型與整合階段，面對現代性與本土化的雙重挑戰，其未來仍需觀察與投入實踐。

土登諾布貝瑪塔興 阿闍梨

2025.07.12